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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的触须 成长的多样性

——读林盛青小说《培养》等

叙述作为一种最直接的修辞,在小说里,不仅是为了让我们弄清某些真相,更是为了更好地感受某些故事。毫无疑问,林盛青的作品正是依托于叙述这一作为小说惯常所需的元素,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也没有沉溺于各种艺术技巧的漩涡,只把情节交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和认识。林盛青的写作是质朴的,每一个句子就像一把原始的农具,以最简单的风格挖掘出孩子世界里的“自然”。

出于一种对于异域的荒蛮大山的风情的兴趣,一开始我就本能地企图寻找到一些地域的色彩。同样是描写边远省份乡镇中的人物和风景,今天的林盛青所呈现给我们的,已不同于蹇先艾笔下的“老远的贵州”的人物和风景。确切地说,他的这组小说是没有太多的地域色彩的,他所表现的是一个可以发生在西部甚至更宽广的任何闭塞的乡土的故事。在这样的故事背景里,纯真质朴和闭塞愚昧是地域共同的基质,而这两种基质互为因果和相互转换发生的碰撞带给读者的疼痛,呈现了乡土中成长经验的复杂性。这在林盛青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青春梦:从乡土到城市

对于中国乡土的发展,费孝通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的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农村的繁荣。相反地,都市的兴起和农村的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现代科技文化的迅猛发展对城市的进步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农村的闭塞却是一个漫长的状态。

林盛青的这组小说的背景就是在贫穷的山村中展开的。《赶羊》所描述的农村还处于一个“物质的温饱”的局面中。小说一开始,作者用了一个颇有意思的句子“石娃子的头发如一片瓦盖在头上”。在这里,采用一个将人物化的比喻,尤其是把大脑这一重要部位做了比喻,显示了物质在这偏远寨子的重要性,也把石娃子类似于瓦盖的担当的品性预设其中,为后文两个孩子卖羊的故事做了铺设。此类的比喻还有“石娃子像遭霜打的白菜焉不溜秋”等等。石娃子爱自家的羊,甚至愿意自己装羊让小香用石头砸,以及石娃子爹对他的恐吓性的叮嘱,这些细节无疑都是证明物质对于乡土的重要性的例证。但是,乡土也不仅期待物质的满足,更需要精神的温饱,特别是萌动期的孩子。

作为一个特别是善于关注孩子心灵世界的作家,林盛青的写作不自觉地印证了杜拉斯的那句话:“没有爱情就没有小说。”当然,青春期如果没有爱情的懵懂,那也算不上青春期。就这样,发生在“去年秋天”的一场爱情就显得很自然。

和这片青草丰厚的后山一样,自然、纯朴和善良是这个小寨子最本真的气息。在物质尚未能满足自身生活需求的时候,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小香甘愿卖掉自己的长辫子,石娃子也背着不惜被爹爹痛打的危险而承担了药费。承担的品质表现了纯朴的地域的人性美,而承担也让两个孩子走得更近了。

《赶羊》以粗犷的山村为基础,用一块坚硬的石头打破了瓦砾似的脑袋,打破了青春的隔膜,以一种近乎粗鲁的乡土味很浓的方式展现了善良的人性的美好。而另一题《培养》,虽也是贫穷山村的故事,但它所表现的物质的力量要比精神的力量大得多。一心想要嫁给城里人,这个精神之梦,确切地说,这是追求一种稳定的财富的象征。而物质的满足是城市最大的特征,是城与乡最大的差距。小女孩三丫过于追求物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使得这个小说一改《赶羊》的纯朴和天真的气息,闭塞所带来的愚昧让读者忍不住扼腕叹息。

同样是孩子的成长,林盛青以不同的视角,展现了不同的青春梦。在这一点上,作者是具有辨证视野的,他对于乡土的孩子的成长经验的描写不是单一的,而是立体的;不是既定的,而是多重的;不是理想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的。

成长的难度:社会身份的混乱

乔伊斯的小说《阿拉比》,写的也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性意识觉醒时,他所追求的“曼根的姐姐”,仅仅是满足欲望的一个穿着裙子的对象。但这篇小说把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孤独”“理想的幻灭”的深度强化得非常深刻。我一再地沉溺于它,是因为它道出了每一个成长过程中的孩子的秘密,孤独和幻灭并存的焦虑在不成熟的孩子中是具有毁灭性的。尽管这个故事很早就将道理向我们摆明,但是阻挡不了悲剧的不断上演。

对进入城市的渴望,就犹如少年对阿拉比集市曾经的狂热。在闭塞的乡村里,却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离开土地而进入城市。尽管如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在花姐成功走出寨子的鼓励下,尽管是涉世未深的孩子,也义无反顾地以花姐为偶像和基准寻找着进城的方式和途径,力图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这样的一个梦想对无数的农民来说,永不过时。

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孩子是这个梦最不清醒的沉溺者。三丫仅仅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但是“她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找个领工资,有城镇居民户口的人做老公”。这个花姐给孩子总结的经验之谈,过早地灌输到她早熟的身体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三丫一直记着花姐的话,巴望着有哪位老师来培养自己。可是从初一到初二,却硬是没有一个老师肯培养三丫。”三丫一度失落甚至绝望,但是诚如海德格尔所说,绝望从哪里开始,一种希望也从哪里而来。她蓄谋已久,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身体所散发的魅力,不断地借着补习的名义吸引着郭老师的眼球。

将身体作为转换自己身份的途径,是危险和愚蠢的游戏。而老师作为农村精神的象征,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却只能以身体为本位来靠近老师,这样的现实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精神的堕落和毁灭呢?但是三丫沉醉其中,就像沉醉在一个永远不会醒来的梦里。我们深知,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是没有能力去操控局势的,梦想的沉溺不可避免地滑向身体的沉沦。她借口买摩丝调起一个男人对她满意的秀发的关注,对她身体的关注,以此作为磁石来换得稳定的培养,她和其他的女孩一样:“从那些羞羞答答的眼光里,三丫看出了她们跟自己一样的心思。”

这个乡土愚昧的悲剧的开始,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的不断牵引的紧张,是三丫采用了身体零距离的形式来打破传道者和接受者的壁障。她像个恋人一样在意和牵引着她的老师,“表面上她平静得什么也没似的,内心呢却一阵一阵地翻起着波澜。她兴奋地在心底说,他终于注意我了。”当老师破天荒要到她家家访时,她抱出了自己为出阁准备的嫁妆被子给自己的老师使用……在这场游戏里,为了实现从农村人到城里人的户口置换,三丫将自己的学生身份变成了暧昧的类似恋人的关系,她不像是个孩子,却像个心计重重的大人。三丫的身份的错位显示了乡土青春期的孩子成长的复杂。小说的最后,在通往城市的途径——中考前的最后一关中,体检的结果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战栗的落寞,也引起了我们对于乡土中进城的路径的可行性的思考。

有个打工诗人叫杨晓民,他直击城乡社会的本质:“农民成了身份制里最低的一个等级,只有通过考学、参军的独木桥才能摆脱乡村,改变身份……因为身份制的存在,中国的农村完全没有进入现代社会,像农民进城,还叫农民工,叫离乡不离土……”林盛青的这个小说就是表现身份的追逐所引发的悲剧。急功近利迫不及待的对身份转换的追求,使得孩子不只是善良单纯的代名词,教师也不是田间最美最崇高的向日葵,充满了各种无奈和悲剧。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在现代化进程中,从农村通往城市的道路上,乡间不再是美好的诗意的栖息地,它也混杂着很多人性的污垢。

林盛青是个关注孩子成长的作家,但在引发我们很多思考之余,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读出了他较狭小的视角和单一的艺术表现。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同样写的是中国的乡土,阿Q这个形象能深入人心,就像丁帆所说的那样:“小说的复义性、多义性、模糊性造成的阅读的障碍和多解”,才使小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朱茂瑜)

编辑:滕娟